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近期国内能够影响决策的智囊开始密集讨论加密货币政策，参与讨论的大多数认为需要反思过去针对加密货币一刀切禁止的政策，主张中国需要参与到对加密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中，最起码要进行探索尝试，几条路一起走，避免错过任何一条可能的方向。

　　这也是中国各领域前沿探索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有多少条路，不管成功概率有多大，都去试试，新能源汽车就是典型。

　　比如财政原副部长朱光耀认为加码货币不仅是投资品，更是对全球金融体系底层逻辑和底层基础设施的改变，也就是由公共区块链推动的加密货币同加密支付、智能合约这三者的结合。认为加码货币事关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格局，是重大战略问题。

　　还有社科院的张明，认为目前数字货币有加密货币、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三种发展方向，三个方向各有优劣势，应该三管齐下、同时下注。

　　则认为，加密货币是一种新型的数字资产和数据资产，有资产就一定会有对应的市场形态，需要运用好这个市场形态。

　　还有的则从中美竞争角度出发，认为凡是美国正在加力投注的，中国都应该参与进去，不能让美国自己占据主导权。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陈雨露，他目前是南开大学校长，此前任央行副行长。他就总结美国正在从国家战略储备、加密货币立法和加密金融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加速构建三位一体的“数字美元霸权体系”，试图将其在传统金融领域的全球霸权延伸到数字经济时代。

　　从2017年一刀切禁止加密货币至今，对这一政策的反思时不时出现，这种关注也促使央行重新重视央行数字货币。比如2019年Facebook推出自己的稳定币后，央行在2020年强势宣传了一波数字货币，当时如美团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也积极支持，开通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可以拿到平台的补贴。

　　但客观来说，央行数字货币的进展非常有限，毕竟这就是货币，无非是线上支付和可追溯，可追溯方面对公众使用的意义不大，大范围推广主要靠线上支付，但是中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非常发达了，数字货币没什么优势。

　　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后，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替代SWIFT，于是联合搞“货币桥”，央行数字货币能够在国际支付时获得发展空间。

　　但无论对加密货币的反思有多少，央行的态度都很明确，只要提加密货币，那就用数字货币对冲，论证数字货币也可以实现加密货币的未来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没有必要搞加密货币。虽然后来在香港有所放松，2024年5月香港推出了针对虚拟资产的ETF，但动作很谨慎，尤其避免影响到内地金融体系。

　　而且还要关注到，决策态度没有变。比如央行年初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24》，把加密货币放在“新兴风险”章节下；而年初政法表示针对重点领域加强立法，也提到了虚拟货币，但是这里的意思显然不是支持虚拟货币发展，而是要重点打击围绕虚拟货币的非法活动。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国内对过去加密货币政策的反思增多，也拿着中美竞争这个万能药去推动政策改变，但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转向的迹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都不会重新开放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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